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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动合同是否必然存在劳动关系?

时间:2019-10-23 13:45 文章来源:ca888亚洲城 点击次数:

  杨某与公司于2010年2月1日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0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约定杨某担任营销管理工作,基本工资为每月人民币4,500元。2013年公司与案外人发生租赁争议,杨某以公司员工身份取得代理人资格出庭代理诉讼,并在该案中提交了《劳动合同》。自此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载明拖欠杨某“工资”共计72,000元。2015年5月13日,杨某以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该委员会决定不予受理。杨某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虽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是判断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劳动关系成立与否,还需要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等要素进行判断。劳动者提供的劳务是继续性而不是一次性的;劳动者的工作性质是日常的,而不是临时的或应急的。本案中,杨某称其岗位为营销管理,具体负责采购、纠纷处理、设备管理维护等,但除纠纷处理这项内容外,杨某无法提供关于其所做采购或设备管理的任何工作记载,亦无法提供证明其员工身份的证件。一名员工在一家公司工作时间长达五年有余,不留任何工作痕迹,这是有悖常理的。由此,原审法院对杨某长期为公司提供劳动并接受公司管理的劳动关系实质,无法确认。

  关于公司与杨某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效力。公司称与杨某之间的劳动合同系仅为便于其代理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而签订的,并提供了一张其从杨某处取得的名片,根据名片上的记载,杨某“专解拆迁咨询、拆迁诉讼多年”,结合杨某十几年来代理大量诉讼案件,原审法院确认公司所出具的名片真实性。另外,在杨某主张的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五年期间,杨某仅在上海地区即已代理了11起诉讼,可见,杨某系长期从事各类诉讼案件的代理活动,公司所称与杨某签订劳动合同系为便于其代理诉讼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因此,作为杨某,在某民事 案件中,其若不具备公司员工的身份便不得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杨某与公司实则是为了规避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代理人中公民代理资格的限制性规定而炮制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该份劳动合同系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在《劳动合同法》对无效劳动合同的规定中,仅规定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劳动合同以及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劳动合同。然而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关系,兼有公法和私法的属性。从私法的属性角度说,它体现了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契约自由),是平等主体之间协商一致的产物,因而应受合同法的制约,本案杨某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主观目的,亦无履行劳动合同的真实意愿,旨在以劳动合同的外在形式为杨某取得诉讼代理人的主体资格,而达到违法的目的,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劳动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从公法的属性角度说,劳动法中包含着以国家作为雇主的大量规则,以及国家对私人企业劳资关系的积极干预,包括对劳动力管理关系、社会保险关系、工会与单位行政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监督劳动执法发生的关系、以及处理劳动争议发生的关系等的调整。在劳资双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前提下签订的劳动合同,且无劳动关系实质,如若仍然认可其有效性,势必引起国家继续调整的无序性及资源浪费。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某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合同。

  一审法院对杨某主张工资款项及经济补偿金的主张难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杨某与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杨某主张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其与公司之间签订过一份“劳动合同”;二是其持有一份盖有公司公章的承诺书。杨某仅能举证其在该期间为公司代理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起,不能举证其为公司的营销管理提供任何劳动;反之,其作为公民代理的身份参与诉讼11起,上述事实与公司所称,其系2013年7月经人介绍与杨某相识,因杨某“专解拆迁咨询、拆迁诉讼多年”擅长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故双方为规避非公司员工不得为公司代理诉讼的相关规定而签订了该份名义上为“劳动合同”的协议,双方之间并无用工之实的陈述相吻合。因此,虽然杨某与公司之间订立了“劳动合同”,但杨某仅以公司员工的身份为公司代理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一起,该代理行为并非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劳动合同”约定的营销管理的岗位职责,并遵从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管理秩序;同时,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公司按月支付其“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4,500元、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故双方均未实际履行该“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该份“劳动合同”无法作为杨某与公司之间成立劳动关系的认定依据。

  关于承诺书的效力,杨某无证据证实承诺书的书写人与书写时间,且承诺书形式与内容均存在瑕疵,故对该承诺书的证明力,本院无法确认。综上,二审法院认为,杨某提供的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和盖有公司公章的承诺书无法作为认定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有效依据,对其主张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无法确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某的上诉,维持原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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